目的 评估脂肪供肝对肝癌肝移植患者肿瘤复发及生存的作用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因肝细胞癌行肝移植治疗的 248 例患者资料，其中供肝为非脂肪供肝有 217 例，脂肪供肝为 31 例。通过收集患者病例资料和肿瘤特点，我们对总体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进行统计分析，评估脂肪供肝对肝癌肝移植患者肿瘤复发及生存的作用影响及危险因素。结果 在 248 例接受肝移植术的肝癌患者中，31 例采用了脂肪供肝，脂肪供肝受者与非脂肪供肝受者在年龄、术前甲胎蛋白、性别、乙肝病毒感染、肝硬化、肿瘤个数、肿瘤最大直径、病理分级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脂肪供肝受者与非脂肪供肝受者在 1 年、3 年总体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方面无显著性差异。进一步按照术前是否符合 UCSF 肝癌肝移植标准进行亚组分类后显示，符合 UCSF 标准的不同供肝患者总体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无显著性差异。不符合 UCSF 标准的不同供肝患者的总体生存率无显著差异，但无复发生存率存在显著性差异，且脂肪供肝组的 1 年、3 年无复发生存率较低。结论 脂肪供肝受者在 1、3 年总体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术后肝功能恢复等方面均与对照组患者无显著性差异，因此轻度脂肪供肝在肝癌肝移植治疗中是安全可行的。同时我们观察到在超出 UCSF 标准的较大肿瘤、或多发肿瘤患者中，接受脂肪供肝患者的无复发生存率较非脂肪供肝受者低，因此超出 UCSF 标准的肝细胞癌患者应当尽量避免进行脂肪供肝的肝移植手术。我们期望在对脂肪供肝的脂肪程度进行分级并结合肿瘤分期，患者危险因素等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层研究后，可进一步扩大供肝范围，合理化供肝分配，使更多的肝癌肝移植患者获益。

目的 肝脏脂肪变性会削弱肝硬度测定（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LSM）的诊断效能， 本研究旨在探索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CHB）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对于 LSM 诊断效能的影响，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研究选取 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于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行 FibroTouch 检查的门诊及住院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752 例， 其 中 CHB 合 并 NAFLD 患 者 246 例 纳 入 NALFD 组， 单 纯 CHB 患 者 506 例 纳 入 非 NAFLD 组。通过数据统计分析比较 NAFLD 组及非 NAFLD 组一般资料和化验结果的差异，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线性回归探索影响 LSM 的因素。结果 NAFLD 组与非 NAFLD 组的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受控衰减参数（controlled attenuation parameter，CAP）及 LSM 值存在显著差异。NAFLD 组 BMI 高于非 NAFLD组（P ＜ 0.001）；NAFLD 组 CAP 值高于非 NAFLD 组（P ＜ 0.001）；NAFLD 组 LSM 值高于非 NAFLD 组（P ＜ 0.001）。此外，NAFLD 组血清血红蛋白（hemoglobin，Hb）、血小板（platelet，PLT）、白蛋白（albumin，ALB），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transaminase，ALT）、谷氨酰转肽酶（γ-glutamyl transpeptidase，γ-GT）、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葡萄糖（glucose，Glu）、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肌酐（creatinine，Cr）、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及脾脏厚度（spleen thickness，SPT）均显著高于非 NAFLD 组（P ＜ 0.05）。NAFLD 组男性患者比例高于非 NAFLD 组（分别为71.5%、54%，P ＜ 0.001）。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男性）（B ＝ 0.004，P ＜ 0.120）、CAP（B ＝ 0.098，P ＜ 0.001）、ALB（B ＝ -0.265，P ＜ 0.001）、γ-GT（B ＝ 0.128，P ＜ 0.001）、ALP（B ＝ 0.090，P ＝ 0.001）、ALT（B ＝ 0.124，P ＝ 0.004）与 LSM 呈显著相关。按性别分层，结果显示在不同性别中 NAFLD 组的BMI、CAP 及 LSM 值均显著高于非 NAFLD 组（P ＜ 0.001）。结论 合并 NAFLD 的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行肝硬度检查时，所得 LSM 值较单纯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偏高，故合并 NAFLD 会影响慢性乙型病毒肝炎患者 LSM 的诊断效能，可能导致对患者实际肝纤维化程度的高估。

目的 比较术前超声引导下腹横肌平面阻滞（transversus abdominis plane block，TAPB）或竖脊肌平面阻滞（erector spinae plane block，ESPB）联合病人自控静脉镇痛（patient 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PCIA）对原位肝移植患者术后镇痛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45 例行改良背驮式原位肝移植术患者，年龄为 18 ～64 岁，体重身高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为 18 ～ 24 kg/m2，ASA 分级为Ⅲ～Ⅴ级，分为3 组（n ＝ 15）：术前 TAPB 组、术前 ESPB 组和常规 PCIA 镇痛组（C 组）。TAPB 组在全麻诱导后经 B 超引 导下行双侧肋缘下入路两点腹横肌平面阻滞，每点注入混合药液（0.33％罗哌卡因 30 ml + 地塞米松 5 mg）15 ml。ESPB 组在全麻诱导后经 B 超引导下行双侧 T7 水平竖脊肌平面阻滞，每侧注入混合药液（0.33％罗哌卡因 30 ml + 地塞米松 5 mg）30 ml。C 组为常规 PCIA 镇痛组，术前不行神经阻滞。三组术后均使用舒芬太尼 2 μg/kg PCIA 镇痛泵，若术后 48 h 内疼痛评分 VAS ≤ 3 分，予静脉单次追加舒芬太尼 5 μg 行补救镇痛。记录术中瑞芬太尼用量和拔除气管导管时间。观察术后 48 h 内舒芬太尼补救镇痛用量、恶心呕吐、皮肤瘙痒和呼吸抑制的发生情况。结果 与 C 组比较，TAPB 组和 ESPB 组术中瑞芬太尼及术后补救镇痛舒芬太尼用量均减少，拔除气管导管时间缩短，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降低（P ＜ 0.05）。ESPB 组和 TAPB 组比较，术中瑞芬太尼用量、术后 48 h 内舒芬太尼补救镇痛用量减少（P ＜ 0.05），拔除气管导管时间、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结论 术前超声引导 TAPB 或 ESPB 联合 PCIA 静脉镇痛对原位肝移植手术患者均能提供良好的镇痛效果，不良反应少，与 TAPB 相比，ESPB 静脉镇痛药物的用量少。

目的 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LT）术后早期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的发生是影响患者长期预后的常见问题之一，本研究试图创建一个列线图以精确预测术前肾功能正常的 LT 受者术后早期 AKI 的发生。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行 LT 术后患者 369 例的临床病历资料，最终纳入 349 例患者，根据是否发生 AKI 分为 AKI 组和非 AKI 组，通过多元Logistics 回归分析确定 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将其用于创建列线图风险预测模型。通过使用内部验证一致性指数（concordance index，C-index）来评估列线图的效能。结果 AKI 在 LT 术后 7 d 内发生率为 53% （185/349）。多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 ＝ 2.049 ；95% CI ＝ 1.252 ～ 3.352）、BMI（OR ＝2.041 ；95% CI ＝ 1.251 ～ 3.329）、 术 前 γ- 谷 氨 酰 转 肽 酶（γ-glutamyl transpeptidase，GGT）（OR ＝ 2.261 ；95% CI ＝ 1.288 ～ 3.970）、术后乳酸峰值（OR ＝ 2.917 ；95% CI ＝ 1.798 ～ 4.733）、腹水（OR ＝ 1.874 ；95% CI ＝ 1.104 ～ 3.180）、术前白蛋白（OR ＝ 0.475 ；95% CI ＝ 0.271 ～ 0.832）是 LT 术后 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在预测 LT 术后早期 AKI 的列线图中，其内部验证 C-index 为 0.755，并且校准曲线斜率接近于1表明校准良好。结论 本研究所得列线图在预测肝移植术后早期肾功能不全方面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实施并确认“转换”方案对肝移植患儿术后远期的自我管理能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对研究对象实施“转换”方案的干预，运用调查问卷法进行干预前后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资料、随访依从性、自我管理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结果 本研究一共纳入 40 例患儿，其中男性 16 例（40%），女性24 例（60%），患儿平均年龄为（10.4±2.6）岁，接受移植后年数为（8.7±2.0）年，身高（142.1±15.2）cm，体重（32.9±11.3）kg。干预前随访依从性为（3.35±0.72）分（总分 4 分），其中男性为（3.42±0.90）分，女性为（3.29±0.59）分，干预后随访依从性为（3.52±0.78）分（总分 4 分），其中男性为（3.50±0.90）分，女性为（3.53±0.72）分，干预前后男性、女性及总体的随访依从性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干预前自我管理得分为（75.3±11.2）分（总分 100 分），其中男性（74.3±10.9）分，女性（76.0±11.6）分； 干预后自我管理得分为（77.7±12.1）分（总分 100 分），其中男性（75.5±10.7）分，女性（79.3±13.3）分，干预前后男性、女性及总体的自我管理得分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前生活质量总分为 （71.8±11.7）分，干预后生活质量总分为（73.0±10.2）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肝移植患儿术后远期的随访依从性、自我管理能力以及生活质量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转换”方案提升这些指标的远期效果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目的 探讨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异常凝血酶原（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 antagonist- Ⅱ，PIVKA- Ⅱ）和微小 RNA-21（microRNA-21，miR-21）检测对肝细胞癌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诊断意义。方法 筛选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6 月在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的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经肝脏钆塞酸二钠增强 MRI 检查，纳入临床诊断为 HCC、肝硬化伴高度异型增生结节（high-grade dysplastic nodules，HGDN）及肝硬化伴再生结节（regenerative nodule，RN）的患者共 90 例，分为 HCC 组、HGDN 组及 RN 组，每组 30 例。收集血清检测 AFP、PIVKA- Ⅱ及 miR-21水平。采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比较组间差异，Bonferroni 法校正显著性水平后进一步两两比较，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建立三种指标联合模型 APR，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AUC）评估 AFP、PIVKA- Ⅱ、miR-21 及联合模型 APR 对 HCC 的诊断效能。结果 AFP、PIVKA- Ⅱ水平在 RN 组和 HGDN 组间无差异，但 HCC 组高于 HGDN 组和 RN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校正后 P ＜ 0.05）；miR-21 水平在 RN 组、HGDN 组及 HCC 组间逐渐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校正后 P ＜ 0.05）。 单项检测诊断 HCC 时，AFP 的特异度为 91.7%，敏感度为 53.3% ；PIVKA- Ⅱ的特异度为 93.3%，敏感度为 66.7% ；miR-21 的敏感度为 97.1%，特异度为 85.0%。三种指标联合模型 APR 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3.3%、91.7%。AFP、PIVKA-Ⅱ、miR-21 及联合模型 APR 对 HCC 诊断的 AUC 分别 为 0.756、0.873、0.953 和 0.963。结论 血清 AFP、PIVKA-Ⅱ、miR-21 对 HCC 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但单项检测时各有不足，三者联合检测有助于 HCC 的诊断筛查。

目的 了解先天性胆道闭锁患儿父母的心理感受，为该类疾病的治疗与康复提供依据。方法 便利抽样法选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住院的 50 例先天性胆道闭锁患儿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中文版患儿家属感受量表（parent experience of child illness，PECI）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先天性胆道闭锁患儿父母感知频率的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是内疚和担心〔（30.8±7.4）分〕、未知的悲哀和愤怒〔（19.3±6.4）分〕、情绪（支持、安慰）〔（12.7±3.7）分〕、长期不确定性〔（10.6±4.3）分〕。其中月收入在 3 000 元及其以下的胆道闭锁患儿父母对内疚和担心的感受比收入大于 3 000 元的父母感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居住在秦岭 - 淮河线以北的胆道闭锁患儿父母对情绪（支持、安慰）的感受比居住在秦岭 -淮河线以南的父母感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临床工作中，医护人员需要关注患儿父母内疚和担心方面的需求，同时关注各个不同群体之间的需求差异，尤其是月收入和居住地域的特征，以增强父母护理患儿的信心与能力，促进患儿疾病的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