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与慢性移植物功能障碍是影响移植物长期功能与受者预后的重要限制因素。传统监测手段中，肺功能测定和影像学评估对早期或亚临床损伤的识别能力有限，而支气管镜活检具有侵入性及取样误差等局限，亟需建立更加灵敏、动态、无创的辅助监测手段。供体来源游离DNA（donor-derived cell-free DNA，dd-cfDNA）作为一种反映移植物细胞损伤的血浆生物标志物，在反映肺移植术后移植物损伤负荷、辅助识别急性排斥风险、评估慢性肺移植物功能障碍进展风险及指导个体化随访方面显示出一定应用价值。近年来，dd-cfDNA 相关临床证据不断积累，检测技术与分析平台持续完善，但临床实践中仍存在检测方法和阈值不统一、结果解读不够规范、与其他非排斥性损伤的鉴别不足、干预路径尚未标准化等问题。本指南结合国内外研究证据、我国现阶段检测条件及肺移植临床实践经验，从检测技术、标本采集与质控、结果报告与解读、临床应用场景、特殊人群等方面提出 21 条推荐意见，旨在为 dd-cfDNA 在肺移植术后监测中的规范应用及临床决策提供参考。

目的 脑死亡供者是全球临床供心的主要来源，由于供者脑死亡后极易出现严重的血流动力学紊乱和内环境失调，若管理维护不当，可能加重心肌损伤，导致心脏功能下降，造成供心废弃。系统、科学的供心评估体系与供者管理方案，对改善供心功能、提升供心利用率意义重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OPO）科管理，并在供者维护单元（donor care unit，DCU）内接受供者维护，最终完成捐献心脏（用于临床移植）的脑死亡供者病例特点，结合文献资料，总结捐献心脏的脑死亡供者管理及维护经验。 结果 共获取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案例 407 例，用于临床移植的心脏 95 例，供心临床利用率为 23.34%。其中，男性 82 例，女性 13 例，年龄为（44±10）岁，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为（23.71±3.35）kg/m2 ，既往合并乙肝病史者 5 例、高血压 44 例、糖尿病 8 例。所有供者在获取前均无活动性血流感染，心电图提示为窦性心律，平均心率为（90.93±9.84）次 /min，平均动脉压为（78.47±16.69）mmHg（1 mmHg ＝ 0.133 kPa），获取前高敏肌钙蛋白Ⅰ及脑钠肽前体水平分别为 1.15×10-5 mg/L（2.70×10-5 mg/L）和 2.63×10-4 mg/L（4.72×10-4 mg/L），13 例供者使用小至中等剂量去甲肾上腺素等药物维持血压，供心平均射血分数为（61.58±3.21）%，少数供者存在左室壁及室间隔增厚的情况，但室壁厚度均未超过 14 mm。 结论 通过系统、科学的脑死亡供心评估及供者管理，可在保障供心质量的同时，将供心利用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严格的生理指标监测、积极的循环支持及谨慎的药物使用是维护供心功能的关键措施。

目的 系统回顾心肾联合移植的国内外现状，探讨心肾联合移植的受者选择与评估、围手术期管理及术后长期随访的核心要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021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期间完成的心肾联合移植病例特点，结合文献报道，总结心肾联合移植的诊治经验。 结果 共纳入心肾联合移植 3 例。3 位患者均为男性，原发病为扩张型心肌病伴慢性肾功能不全，术前依赖规律透析治疗，手术方式为心脏移植后立即肾脏移植，采用抗胸腺细胞球蛋白或巴利昔单抗行免疫诱导、他克莫司 + 吗替麦考酚酯 + 泼尼松行抗排斥反应治疗，供心和供肾缺血时间分别为 127.33 min 和 510.67 min。1 例患者术后合并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使用 CRRT 治疗，1 例患者因合并产气肠杆菌及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在术后 66 d 死亡，2 例患者预后良好、存活至今。 结论 心肾联合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心脏病伴不可逆肾功能衰竭的有效手段，近中远期预后均良好。多学科团队的紧密协作、精准的免疫抑制方案以及对心肾交互作用的深刻理解，是提高移植物与患者存活率的关键。

目的 探讨入院首个红细胞分布宽度（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RDW）对心脏移植患者术后早期主要不良事件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4 月至 2024 年 12 月在郑州大学华中阜外医院接受心脏移植的 57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 30 d 内是否发生主要不良事件（全因死亡、任何原因的二次手术、应用体外膜肺氧合或新应用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分为预后良好组（n ＝ 44）与预后不良组（n ＝ 13）。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危险因素，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预测效能。 结果 预后不良组入院 RDW 高于预后良好组（15.69±1.32 比 14.70±1.56，P ＝ 0.043）。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入院RDW是心脏移植术后早期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OR＝1.875，95% CI＝1.053～3.341，P＝0.033），其曲线下面积为 0.704（P ＝ 0.027），最佳截断值为 15.5%（灵敏度为 61.5%，特异度为 75.0%）。 结论 高入院 RDW 与心脏移植早期主要不良事件发生独立相关，可作为心脏移植术前风险评估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目的 基于荟萃分析探讨心脏移植术后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的危险因素。 方法 检索 Web of Science、Embase、PubMed、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时限为建库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采用 RevMan 5.4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 24 篇文献，涵盖 39 项相关危险因素。结果显示，年龄、体重指数、体表面积、高血压、糖尿病、术前血肌酐水平、慢性肾脏疾病、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冷缺血时间、术中尿量、术中大出血、术中输注红细胞和围手术期免疫抑制剂使用是心脏移植术后 AKI 的危险因素（P ＜ 0.05）。 结论 心脏移植术后 AKI 受多种因素影响，医护人员应早期识别高危因素并指定标准化干预方案，以降低其发生率。

目的 分析并筛选心脏移植（heart transplant，HT）受者术后发生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构建 HT 受者术后早期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的预测模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21 年1 月至 2025 年 10 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受 HT 手术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 7 d 内是否发生 AKI 分为 AKI 组和非 AKI 组。采用 Lasso 回归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筛选影响因素，通过 R 语言建立列线图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ROC）、校准曲线评价模型的准确性和区分度。 结果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年龄（OR ＝ 3.848，95% CI ＝ 1.321 ～ 11.211）、术前 MPAP（OR ＝ 3.775，95% CI ＝ 1.564 ～ 9.111）、术前 Scr（OR=2.027，95%CI ＝ 1.239 ～ 3.315）、术后 CVP（OR ＝ 2.376，95% CI ＝ 1.059 ～ 5.332）是心脏移植后急性肾损伤的 4 个独立危险因素，列线图模型 AUC ＝ 0.910（95%CI ＝ 0.848 ～ 0.971），校准曲线为斜率接近 1 的斜线。 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用于预测 HT 术后 AKI 的模型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临床适用性。

目的 探讨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吸入在肺移植术后重度原发性移植物失功（primary graft dysfunction，PGD）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22 年 1 月至 2025 年 6 月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无锡人民医院收治的 73 例重度 PGD 受者资料。根据是否吸入 NO 分为治疗组（27 例）和对照组（46 例）。比较两组受者及供者的临床基线资料、术中情况及术后康复指标 。采用线性回归分析 ECMO 应用时间的影响因素，利用Cox回归分析术后28 d死亡风险。 结果 治疗组ECMO辅助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17）。线性回归显示，吸入 NO 是缩短重度 PGD 受者 ECMO 应用时间（β ＝ -0.402，P ＝ 0.023）、有创通气时间（β ＝ -0.361，P ＝ 0.036）及 ICU 住院时间（β ＝ -0.325，P ＝ 0.024）的有利因素。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提示，供体年龄是受者术后 28 d 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5）。治疗组术后 28 d 生存率为 85.2%，显著 高于对照组的 63%（P ＝ 0.044）。 结论 本研究发现 NO 治疗组 ECMO 应用时间更短、28 d 生存率更高，但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目的 探讨多学科诊疗模式（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MDT）下基于个体化评估的精准肺康复对肺移植术后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9 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成功接受肺移植手术的 60 例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常规组与康复组，每组各 30 例。常规组接受肺移植术后药物治疗、护理及康复宣教等综合治疗，康复组在常规组基础上实施多学科诊疗模式下的精准肺康复干预。对比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 3 个月的多项指标（肺功能指标、6 min 步行距离、SF-36 得分），同时比较两组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及住院天数。 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各项指标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术后 3 个月时，两组患者各项指标相较于术前均有显著改善（P ＜ 0.05）。术后 3 个月，康复组在肺功能及运动能力相关指标上均优于常规组（P ＜ 0.05），SF-36 量表中 6 个维度得分及总分均高于常规组（P ＜ 0.05），康复组术后住院天数短于常规组（P ＜ 0.05），且肺部感染、肺不张、气道狭窄等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常规组（P ＜ 0.05）。 结论 肺移植术后，在多学科诊疗模式下开展精准肺康复，能够有效提升患者术后肺功能与运动能力，缩短住院时间，降低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进而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全方位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目的 探讨肺移植患者放弃重返工作经历过程的真实体验，为制定肺移植患者重返工作干预方案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无锡市人民医院门诊随访的 15 例肺移植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运用 Colaizzi 7 步法进行资料分析和主题归纳。 结果 提炼出 4 个主题和 8 个亚主题，分别是 ：① 规避风险导向的认知体验（感染高风险认知惧怕重返工作、环境高标准认知畏忌重返工作）。② 主观感知导向的身心体验（主观功能不足担忧重返工作、低自我效能感顾虑重返工作）。③ 双向保护导向的安逸体验（自我保护意识强烈无意重返工作、家庭成员体恤保护阻挠重返工作）。④ 岗位困境导向的抉择体验（决策资源稀缺岗位选择不足、健康管理需求左右岗位选择 ）。 结论 肺移植患者重返工作受多重因素干扰，未来需构建“风险防控—信心重建—岗位对接”三维干预体系，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康复观和就业观，促进肺移植患者重返工作，实现全面康复。 

心脏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心力衰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能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期与生活质量。然而，移植后发生的急性排斥反应是导致移植物失功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术后应用免疫抑制剂控制排斥反应至关重要。当前主流的免疫抑制方案虽能有效控制多数排斥反应，但其引发的肝肾功能损伤、感染风险升高及代谢紊乱等毒不良反应，常迫使临床降低用药剂量，进而增加了移植物排斥的风险。因此，开发兼具高精准性、强效力和低毒性的新型干预方案，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核心目标。本文旨在系统综述基于基因调控、新型药物开发及纳米递送技术三大方向的免疫调控与靶向治疗最新研究进展，以期为心脏移植急性 排斥反应的干预策略提供理论参考。

蛋白翻译后修饰（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PTM）通过调控蛋白质构象、活性、稳定性、定位和相互作用，广泛参与免疫识别、信号转导、细胞分化及组织损伤修复，是连接移植免疫反应与移植物长期结局的重要分子调控环节。本文围绕器官移植中磷酸化、泛素化、糖基化、乙酰化和甲基化等关键 PTM类型，综述其在 T 细胞和 B 细胞活化、供体特异性抗体效应、调节性 T 细胞功能维持、炎症信号调控、线粒体稳态和慢性移植物纤维化中的作用机制，并讨论 PTM 相关标志物及靶向干预策略的潜在转化价值。现有认识提示，PTM 网络贯穿排斥反应启动、放大、调节和慢性损伤全过程，未来结合多组学、空间解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有望推动移植排斥风险评估、伴随诊断和精准免疫治疗的发展。

肾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肾衰竭的最有效手段，而急性和慢性排斥反应则是影响移植肾长期存活的主要因素。传统的监测方法，如血清肌酐和尿蛋白，往往缺乏对早期损伤的敏感性，而活检的侵入性特征限制了其频繁应用。MiR-155-5p 在肾移植术后，特别是在 T 细胞、B 细胞的激活以及抗原递呈导致的免疫损伤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miR-155-5p 可通过尿液进行检测，这为其作为急性和慢性排斥反应的早期诊断和监测指标提供了可能。其应用有望为改善肾移植受者的临床管理和患者预后提供重要的检测与监测手段。

肝肾移植术后患者需长期依赖免疫抑制剂以预防移植物排斥反应，然而长期用药导致的感染、代谢紊乱及恶性肿瘤等并发症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质量。诱导免疫耐受被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终极目标，其核心在于实现供受体间的免疫平衡，从而减少或停用免疫抑制剂。本文系统综述了国内外移植中心在肝肾移植免疫耐受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重点探讨了嵌合体形成、调节性免疫细胞输注及共刺激通路阻断等策略的临床转化潜力，旨在为优化移植后免疫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