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供体器官短缺，伴有潜在恶性肿瘤病史的供体器官捐献案例逐渐增多。目前，欧盟编写的《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 8 版）》（以下称《指南》）已经更新，本文将对该《指南》进行解读，以协助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团队对供者恶性肿瘤传播风险进行评估，从而减少供者传播性肿瘤的发生。 

目的 移植后淋巴增生性疾病（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PTLD）是肝移植后的严重并发症，与 EB 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感染密切相关，多发于儿科患者中。PTLD 的免疫微环境，特别是 EBV 相关的细胞和分子机制尚不清晰。方法 本研究通过单细胞 RNA 测序（single-cellRNA sequencing，scRNA-seq）技术，分析了以下 4 组小儿肝移植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mononuclear cell，PBMC）的免疫微环境变化 ：EBV 阳性的 PTLD 移植受者、EBV 阳性的非 PTLD 移植受者、EBV 阴性的非 PTLD 移植受者，以及健康儿童。结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PTLD 患者存在显著免疫功能紊乱，表现为 NK 细胞细胞毒性减弱、B 细胞分化及激活障碍、髓系细胞炎症性偏移。EBV 主要感染 PTLD 患者的记忆性 B 细胞及浆细胞，未感染的记忆性 B 细胞功能潜力也显著受损。此外，CD8 + T 细胞呈现出耗竭表型，杀伤活性下降，而调节性 T 细胞的免疫抑制功能增强。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 PTLD 免疫表型的关键变化，为针对性地恢复免疫功能、控制 EBV 相关淋巴增生性疾病提供了理论基础，或有助于优化小儿肝移植后 PTLD 的治疗策略。

目的 劈离式肝移植（split liver transplantation， SLT）是应对供肝来源短缺、拓展供肝来源的重 要移植外科技术创新。目前，肝癌患者行 SLT 数量呈逐年上升，但其与全肝肝移植（whole liver transplantation，WLT）相比对肝癌受者并发症发生及预后的影响及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索 WLT 与 SLT 肝癌受者并发症发生与预后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 SLT 肝癌受者的预后影响因素进而构建预后预测模型。方法 回顾性选取于 2015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在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China Liver Transplant Registry， CLTR）登记的 3 773 例 因肝癌行 WLT 和 SLT 的成年受者。收集供者和受者临床特征资料，对比两种手术方式的供受者临床病理特征及受者并发症发生、预后。采用 2 ：1 的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匹配 WLT 和 SLT 存 在差异的临床基线数据，分析 WLT 和 SLT 组的受者并发症发生率及预后情况。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筛选 SLT 受者预后相关危险因素，进而构建预后预测模型。结果 SLT 受者总体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与 WLT 受者无显著差异（P ＞ 0.05），但 SLT 受者术后胆漏、门静脉栓塞和术后新发糖尿病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 WLT 组 （术后胆漏，P ＝ 0.0010 ；门静脉栓塞，P ＝ 0.0044 ；术后新发糖尿病，P ＝ 0.036）。SLT 受者预后的单因素及 多因素分析发现供受者 ABO 血型不相符、受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 100 ng/ml 和累计肿瘤直径≥8 cm是SLT肝癌受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于上述危险因素构建了SLT受者的预后预测模型，其 1、3、5 年生存率 AUC 分别为 0.561、0.698、0.687。结论 SLT 受者的部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 WLT 受者升高，但临床预后相仿。其中，供受者 ABO 血型不相符、受者 AFP ＞ 100 ng/ml 和累计肿瘤直径≥ 8 cm 是影响 SLT 肝癌受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以此为基础建立预测模型对受者的生存率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目的 探讨神经内分泌肿瘤（neuroendocrine tumors，NETs）肝移植术后复发者行肽受体放射性核素疗法（peptide receptor radionuclide therapy，PRRT）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23 年 4 月至2024 年 5 月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接受 PRRT 治疗的 5 例 NETs 肝移植复发受者临床资料，进行不良反应分析及疗效评估。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 15.6 个月，1 例为部分缓解（particial response，PR），3 例为疾病稳定（stabledisease，SD），1 例为进展（progressive disease，PD）。治疗期间肝功能稳定，无排斥反应发生。3 级粒细胞减少 2 例，2 级粒细胞减少 3 例，4 例经对症治疗后可缓解，1 例持续严重粒细胞减少被迫中止治疗。2 例出现1 ～ 2 级蛋白尿。结论 NETs 肝移植术后复发受者行 PRRT 治疗是安全和有效的，主要不良反应为粒细胞减少，PRRT 可作为多模式治疗选择之一。

目的 探讨肾移植受者单侧上尿路上皮癌行对侧预防性肾输尿管切除术的临床价值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2 — 2021 年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收治的 49 例肾移植术后单侧UTUC 患者的临床数据，其中预切组内（行对侧预防性肾输尿管切除术的患者）共 15 例，未预切组内（未行对侧预防性肾输尿管切除术的患者）共 34 例，比较两组总生存期、无复发生存期及无进展生存期差异，并通过多变量 Cox 回归分析评估预防性切除的独立预后意义。结果 两组基线资料特征均衡，预切组内移植至肿瘤发生时间显著短于非预切组（中位 54 个月比 119 个月，P ＝ 0.004）。生存分析显示，预切组内中位 OS 及中位 PFS 大于非预切组中位 OS 与中位 PFS，但二者间无显著差异（91 个月比 69.5 个月，P ＝ 0.422 ；69 个月比 31.5 个月，P ＝ 0.462），预切组 RFS（72 个月比 22 个月，P ＝ 0.013）显著延长。多因素分析证实预防性切除是降低对侧尿路肿瘤复发概率的独立保护因素（HR ＝ 0.241，95%CI ＝ 0.070 ～ 0.825，P ＝ 0.024）。结论 肾移植后单侧 UTUC 患者行对侧上尿路预防性切除手术可以帮助降低肿瘤复发概率，延长肿瘤进展时间，改善患者的生存预后，但未来尚需扩大样本量以深化结论。

目的 探究因既往服用含马兜铃酸的中药后出现慢性肾功能不全并进展至尿毒症期的患者，在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后出现高级别尿路上皮癌的相关危险因素，并建立其预测模型。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自2003 年 1 月至 2025 年 1 月诊断为马兜铃酸肾病（aristolochic acids nephropathy，AAN）并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后出现尿路上皮癌（urothelial carcinoma，UC）的患者共 70 例，按其病理级别分为高级别尿路上皮癌组（HUC 组，共 55 例）和低级别尿路上皮癌组（LUC 组，共 15 例）。收集并对比两组患者的流行病学资料、移植后一般状态、肾积水情况、病毒感染情况等，采用 t 检验、Mann-Whitney 检验以及卡方检验探究导致出现高级别尿路上皮癌的危险因素，通过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其独立危险因素进而得到预测模型，并通过内部验证证实该预测模型的准确性。结果 HUC 组及 LUC 组患者在性别、BMI、既往病史、出现尿路上皮癌时的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肾移植到出现尿路上皮癌的时间、初次发现肿瘤的部位以及移植后免疫抑制方案等临床资料无统计学差异。但移植前透析时间较长、移植后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SII）较高和原肾积水都可能提示较高的移植后高级别尿路上皮癌患病风险。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移植前透析时间较长和移植后高 SII 是 AAN 患者移植后罹患高级别尿路上皮癌的独立危险因素。其患病概率为〔-4.89+0.36× 移植前透析时间（月）+ 0.01×SII〕×100%。内部验证结果证实，该模型预测的准确率较高。结论 对于因既往服用马兜铃酸导致慢性肾功能不全并拟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的患者而言，应尽早手术，并在手术后维持低 SII，以降低移植后高级别尿路上皮癌的发生率。

目的 分析肿瘤病理分级对肾移植术后尿路上皮癌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自1997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接受手术并经病理诊断为尿路上皮癌的肾移植受者共 90 例。收集了患者的年龄、性别、移植至肿瘤发生的时间、免疫抑制剂使用情况、肿瘤发生部位、肿瘤 TNM 分期、肿瘤病理分级、肿瘤多发性及术后生存及复发等预后情况。本研究将肾移植术后发生尿路上皮癌的受者根据肿瘤发生部位分为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上尿路尿路上皮癌、上尿路尿路上皮癌 + 膀胱癌三部分。每部分根据患者的肿瘤病理分级，分为高级别肿瘤组与非高级别肿瘤组，分别对比了两组间主要的临床特征差异，然后分别分析了两组间肾移植受者的预后情况。结果 发生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有11 例，其中高级别肿瘤的有 5 例，高级别肿瘤与非高级别肿瘤在年龄（P ＝ 0.081）、性别（P ＝ 0.242）、接受移植至肿瘤发生的时间（P ＝ 0.734）及肿瘤多发性（P ＝ 0.545）上均无显著差异。仅有 1 例非高级别肿瘤患者在发生肿瘤 85 个月后死亡，其余受者在随访期间内均存活。发生上尿路尿路上皮癌的患者有 49 例，其中高级别肿瘤的有 38 例，两组间在年龄（P ＝ 0.951）、性别（P ＝ 0.400）、接受移植至肿瘤发生的时间（P ＝ 0.206）、肿瘤多发性（P ＝ 0.729）、T 分期（P ＝ 0.073）上均无显著差异。同时发生上尿路尿路上皮癌 + 膀胱癌的有 30 例，其中肿瘤为高级别肿瘤的有 13 例，两组间在年龄（P ＝ 0.741）、性别（P ＝ 0.355）、接受移植至肿瘤发生的时间（P ＝ 0.783）、T 分期（P ＝ 0.488）上均无显著差异。高级别肿瘤患者的总生存期显著高于非高级别肿瘤患者（P ＝ 0.006）。两组在复发方面无显著差异。结论 本研究发现仅有当肿瘤同时在膀胱及上尿路同时发生时，高级别肿瘤是影响肾移植受者预后的高危因素，而当肿瘤仅发生在膀胱或上尿路时对患者的预后影响较小。

目的 探究肝移植患儿相位角（phase angle，PA）及 Z 评分大小与预后的关系。方法 选取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6 月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行肝移植术的患儿 61 例，行体格检查和生物电阻抗分析（bioimpedance analysis，BIA）。预后指标包括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住院天数、机械通气持续时间、总住院天数及术后感染情况。结果 感染组儿童的 PA 值显著低于非感染组（P ＜ 0.05），但两组 Z 评分无显著差异。采用斯皮尔曼相关分析评估 PA、Z 评分与患者预后之间的相关性。PA 与 ICU 和住院时间相关，但与机械通气持续时间无显著相关性（r ＝ -0.229，P ＞ 0.05）。Z 评分与预后无显著相关性。结论 相位角检测能较好地反映肝移植围手术期病者的营养状态，且与患者预后存在相关性，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目的 移植术后尿漏、输尿管狭窄等泌尿系并发症严重影响肾移植手术的疗效，为了减少输尿管并发症，目前最常用的方法是置入输尿管支架，但是对于输尿管支架留置的时间仍存在争议。本文将通过观察输尿管支架留置时间长短对于肾移植术后疗效的影响，为临床上输尿管支架移除的时机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 2020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0 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首次行同种异体肾移植的患者 100 例，分为带线支架管组（50 例），非带线支架管组（50 例）。带线支架管组在术后 1 周移除带线输尿管支架 ；非带线支架管组则在术后 1 个月通过输尿管镜移除输尿管支架。比较两组患者术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的发生率、泌尿系统疾病的发生率、住院时间以及术后稳定期肾功能的情况。结果 带线支架管组在住院时长、泌尿系统感染的发生率、术后 1 个月 BK 病毒尿症的发生率上显著低于非带线支架管组。结论 移植术后 1 周移除输尿管支架可以显著降低泌尿系统感染、BK 病毒尿症的发生率，并且不会增加输尿管并发症的发生。留置带线支架管可以避免使用膀胱镜或输尿管镜拔除支架管时对患者造成痛苦。因此在供肾输尿管及受者膀胱未见明显病变的情况下尽可能留置带线输尿管支架，并且在术后 1 周拔除输尿管支架。 

移植后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是发生在实体器官移植或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之后严重的并发症之一，本文综述了移植后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的最新进展研究，包括其流行病学及治疗进展。本文对相关文献作一综述，有助于对移植后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的治疗有更好的了解。

儿童肝脏肿瘤作为一种少见但高度恶性的实体肿瘤，其发病率近年来呈逐渐上升趋势，严重威胁患儿生命健康。尽管以手术切除和化疗为核心的综合治疗手段不断优化，部分晚期或高风险患者因肿瘤不可切除或复发风险高，治疗效果仍不理想。肝移植在儿童肝母细胞瘤和肝细胞癌治疗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显著改善了患儿的长期生存预后。本文旨在综述儿童肝脏恶性肿瘤肝移植的最新诊疗进展，重点探讨适应证评估、供肝策略、围手术期管理、术后并发症处理及影响预后的关键因素，并展望精准医学与免疫调控等前沿领域在本病治疗中的潜在价值。

器官移植技术的进步显著提高了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存率，但长期免疫抑制治疗及相关因素导致移植受者恶性肿瘤发生风险显著升高。本文系统分析了移植后肿瘤的发病机制、流行病学特征及防控策略，并基于风险因素推荐针对性筛查方案。未来需整合多组学数据构建精准风险预测模型，并制定个体化免疫抑制方案与早期干预策略，以降低肿瘤相关发病率和病死率。

卡培他滨是一种经典的抗代谢化疗药物，作为 5- 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5-FU）的口服前药，被广泛应用于结直肠癌、乳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卡培他滨在移植肿瘤学领域的应用逐渐受到关注。移植肿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旨在解决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和免疫排斥两大难题。传统的免疫抑制药物虽然能有效预防排斥反应，但可能增加肿瘤复发的风险。因此，开发既具有免疫抑制作用又具有抗肿瘤效果的药物显得尤为重要。卡培他滨凭借其独特的药理作用机制和良好的生物利用度，在移植肿瘤学中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旨在综述卡培他滨在移植免疫相关领域中的最新研究进展，探讨其在预防移植后肿瘤复发、提高患者生存率以及作为免疫抑制剂方面的潜力，并展望其未来的研究方向和临床应用前景。